2020年11月3日，吴霜来到万家无暴项目办公室接受采访，离婚四个多月后，她现在已经很少做关于丈夫的噩梦了（张雷 摄）因为包括丈夫赌博在内的种种矛盾，吴霜从没想过要原谅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同情吴霜，但大家都觉得，她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摆脱丈夫了。那时，她在工作上已崭露头角，但对生活有种无能为力的认命感，接受了跟丈夫一个月不见一次面，常常被骚扰，被要钱，被殴打的关系。这也是万飞提到她时没有客气，大大数落了一番的原因。万飞是监利市公益机构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的创始人，负责发起了当地的反家暴项目万家无暴。公益人身份外，退休前，万飞还是湖北省监利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

2020年11月4日，万飞和蓝天下的同事在办公室。蓝天下如今共有4名全职工作人员，除了万飞，还有前企业高管和老师，万飞希望这个团队能让蓝天下的公益项目更加专业化（张雷 摄）万飞对吴霜的苛责，显得有归因受害者的意味，但他说出来，又并不刺耳，毕竟正是在万飞的推动和帮助下，吴霜才第二次鼓足勇气离婚，并一举成功。吴霜跟万飞已经认识很久了，2017年她就在蓝天下做志愿者，为当地困境儿童提供服务项目。她很早就知道蓝天下也做反家暴服务，却从没提起过自己遭遇的困境，因为觉得太丢脸了。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万飞感觉到吴霜的状态，判断她在家里肯定被打过。仔细一问，果然如此。事实上，那段时间，吴霜丈夫的暴力的确升级了，会当着孩子的面打她，有时连孩子一起打。给她做了心理咨询后，万飞劝她离婚，并且指导她外出租房分居，不要在密闭空间与丈夫见面，也不要畏惧在公开场合起冲突。他还鼓励吴霜重新去报警，索要家暴告诫书。一套流程下来，一度轮到吴霜自己心软了，比如警察问她，因为被打到左耳鼓膜穿孔，可以拘留她前夫，她是否有这样的诉求。吴霜想，拘留倒不必，自己只是想摆脱他。她原本还是想跟前夫协议离婚，但对方不同意，所以2020年7月，她再次提起上诉。法院本来已经通知了，定在7月23日开庭，但7月20日前夫到她的出租屋来找她，本来是谈事的，没谈拢，又对她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吴霜整条胳膊都肿了。吴霜当然是立刻报警了，本来想的是，又多了一条判离的证据。但也许是被警方处罚过，前夫在开庭前的7月21日，就主动来协议离婚了。最后，吴霜拿到了最想要的孩子抚养权，整个过程顺利到让她觉得不真实。但在万飞看来，只要按照正确的流程坚定地往前走，这样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曾被忽视的家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在很多反家暴机构调研过，看到的情况大多是，遇到冲突或解决问题时，工作人员大多会冲在前面，有点把受害者保护起来的意思，万飞却不同，他喜欢推着受害者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吴利娟发现，万飞对受害者的要求和指示特别多，你听谁的？你按我说的做！你先去做了再说，短平快，硬碰硬，显得有点冷酷。所以很多人觉得，万飞身上还是有警察的影子。事实上，蓝天下现在的办公室依然在监利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里，包括万飞在内的4名全职员工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对面的大会议室，几乎天天都有公安系统的各类培训。

2020年11月3日，万飞在监利市毛市镇派出所为基层民警进行反家暴培训，这样的培训在监利的各个派出所经常举办（张雷 摄）退休前，万飞是监利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也是土生土长的监利人。1989年，他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犯罪学系毕业，根据当年的下基层政策，被分配回到监利，成为监利市公安局第一个本科毕业生。监利地处湘鄂交界，至今尚未通火车。在监利公安局，万飞的身份略显特殊，一方面，直到退休，他行政级别只到副科；另一方面，作为优秀民警，他曾借调到公安部挂职。在仕途上，万飞没有进取心和攻击性，这让他在当地的朋友和同事中获得了一种真诚的惋惜与尊敬。万飞开始做公益是2014年， 当时各地公安机关都在开展法治大宣讲，万飞也组织了队里的年轻同事，到当地机关、学校和企业做了几十场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女性安全，因为当年8月，网上连续曝出4起女大学生被害案件，引起巨大反响。讲座做到后面，当地妇联主席主动来问万飞，愿不愿意注册公益机构。万飞当时已经在筹划6年后的退休生活了，他想找到一件事，让自己退休后还能继续投入热情，自我成就。所以妇联一提议，他立马同意了。因为是妇联牵头做业务主管单位，机构业务范围被锚定在服务妇女儿童。不过服务妇女儿童的范围也很大， 为了聚焦，结合当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万飞决定，把机构的服务范围缩小到反家暴。对家暴这件事，万飞当时概念并不多，他小时候见过大人打小孩，夫妻打架，但成年后就见得少了。虽然后来他统计过，在2011年至2019年间监利市的凶案中，有28%的被害人死于家暴。但回到2014年，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社会问题，也不知道监利县到底有多少家暴案件。为了统计，万飞自己去110中心去查询，一页一页翻纸质记录，发现实际上每个月都有因家暴报警的，只不过报警的人没用这个词。看了这些记录，万飞发现这类案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处理。作为法制队长，万飞很疑惑，当时《反家暴法》虽然尚未出台，但从执法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被打成轻伤以上，施暴者就构成犯罪了，跟双方的身份不应该有关系。万飞的疑惑很正常，他从警以来，一直做法制工作，不会第一时间接触一线警情，所以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是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2015年4月，万飞还真接到一个求助，是当地一家派出所所长打来的。所长说自己一个月接到了同一个人的报警几十次，快崩溃了，案件详情是继子打继母，三天两头推推搡搡。万飞问所长怎么处理的，所长说调解，万飞问他怎么不拘留，所长被问懵了，怎么能拘留呢？万飞也懵了，怎么不能拘留呢？这么多次了，说明调解无效啊。这起案件后来以继子被拘留，随后出门打工结束。除了这个案件，2015年万飞还介入了另一起家暴案件，是前夫打前妻，当时两人虽然离婚了，但住得近，常常因为各种交集起摩擦，最后以暴力收尾。万飞当时的处理是，建议女方再也不要主动去找前夫了，并对施暴的男方处以5天行政拘留。怎么处理家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万飞当时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但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对肢体暴力，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实际也证明，这样处理的效果比调解好多了。个案与部门联动万飞最早处理家暴案件时，采用的是罚当其罪的一般案件处理手段，但家暴案件的确是不同的。简单来说，普通人之间的暴力往往一次就结束了，但家庭成员因为常年共处，一般有了第一次暴力行为，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就一定会再次出现，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大多数极端的家暴案件都有循环升级的特点。正是基于家暴的特殊性，对家暴必须进行特殊的法律处置，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共识。2016年3月1日，我国的《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当时社会各界对《反家暴法》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但万飞却注意到，《反家暴法》还规定，对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也是我国《反家暴法》的创新之处。这解决了万飞的一个大难题，在过去对少量家暴案件进行处理时，他已经意识到，批评教育是很难奏效的，但过往的法律框架下，很难对未达到行政处罚的家暴案件进行处理，训诫书正是对这一情况的最好补充。虽然更高的公安机关还没有明确指示，训诫书到底该如何发放、文书是何形制，但万飞立即兴致勃勃地自己设计了一版训诫书。2016年3月24日，《反家暴法》出台不到一个月，万飞就督促县里的一家派出所发出了一份训诫书。他后来才意识到，如果受害者要起诉离婚，一纸训诫书会成为最好的证据。过去没有这一程序时，很多人虽然拨打了110，但因为警方没有留下任何文书证明，受害者很难举证。因此，如今在处理家暴案件时，万飞提醒受害人，就算死磕，也一定要要求公安出具告诫书。有了处理程序，万飞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案源不足，但他又模糊地知道，肯定有很多类似案件没有得到处理。因此他希望110报案中心能把家暴案件都筛选出来，通过微信发给他。110值班的都是临时工，1500元一个月，三班倒，这样的岗位都是年轻女性，这对万飞是利好消息，因为家暴受害者大多数也是女性，女性天然同情女性，愿意额外付出这样的劳动。但这个做法本身需要师出有名，万飞想到的办法是，让妇联下了个处理家暴的部门文件。万飞记得，实时获得监利市公安局110的家暴案件来源是2016年4月份，那一年，他所在的万家无暴项目一共处理了120多起家暴案件。万飞后来才知道，发达国家和地区处理家暴案件时，都讲究不同的部门联动，监利没有这样的联动体系，但解决问题的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把各个部门连接起来。万飞干预过一个家暴离婚案件，其处理过程很有代表性。2019年3月24日，万飞接到一个60多岁老人的求助，老人叫陈红梅，一个月前被丈夫打了，报警后，丈夫不承认打过她，派出所民警让她找万飞求助，所以丈夫再次威胁打死你时，陈红梅找到了万飞。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她的诉求是离婚，根据陈红梅的说法，她19岁经人介绍结婚，当时丈夫是军人，结婚后，陈红梅独自在夫家生活了好几年，做生意赚钱建了房子，安置了小叔子和小姑子成家立业。丈夫退伍回家后，在乡政府上班，根据陈红梅的说法，因为做生意太累，她有时候会拒绝丈夫的性要求，由此引发丈夫最初的暴力。在此后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挨打成了陈红梅的家常便饭。最严重的一次，丈夫将她按在地上，用砖头砸得她不能动弹，随后离开，陈红梅和孩子五天没人管，差点饿死在家里，后来邻居发现，才送医抢救回来。那次被殴打后，陈红梅回到家里，告诉父母自己想离婚，但母亲却说自己家没人离过婚，不许陈红梅开这个头。陈红梅当时认了命，和很多妇女不一样，陈红梅被打后，不但没有变得更顺从，反而更强势了，此后陈红梅丈夫虽然不再随便欺负她，但每年还是会打一两次，陈红梅额头上有两道伤疤，就是被丈夫打出来的。万飞问过陈红梅，为什么不离家出走，陈红梅说，年轻时被丈夫殴打后，她自杀过三次，一次割腕，一次上吊，一次跳粪坑，但都因为绳子断了，或被人救下没死成。但即便自杀，她也绝不逃跑，因为在她看来，逃跑就算认输，而她的个性决定了，她绝不会认输，这也是她年过60依然要离婚的原因。找到万飞时，陈红梅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说其实多次提出过离婚，但都被丈夫拒绝了。2017年，以家暴为理由，陈红梅还找过律师起诉离婚，但丈夫不承认打过她，陈红梅又拿不出证据，诉讼就被驳回了。事实上，这个结果跟大多数家暴受害者的遭遇一样。

《天水围的夜与雾》剧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万飞让陈红梅回到派出所，索要一个月前报警的处置文书。根据万飞的建议，当天下午，陈红梅独自去派出所，拿到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万飞告诉我，按照法定程序，当时陈红梅报警后，警方没有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等于案件处理没有完成，因此虽然时隔一个月，陈红梅依然有权要求警方处理。拿到《家庭暴力告诫书》后第二天，万飞请志愿者张沈峰律师帮她写好起诉状，到县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有家暴证据，法院当即受理。案件在2019年5月小长假后开庭，出乎陈红梅意料的是，法官刚讲完开场白，陈红梅的丈夫立刻同意离婚。按照他的说法，他也早想离婚了，以前只是顾及儿子面子。万飞后来对陈红梅分析，她前夫过去不同意离婚，可能是以为陈红梅只是说说而已，且早些年陈红梅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这一次，看到陈红梅准备充分，他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坡下驴。在这个例子中，警方、法院和社工机构都参与了问题的解决，陈红梅不但获得了法律援助，也得到了心理咨询。在万飞看来，部门联动就应该是这样的，由个案推动不同的职能部门加入，根本用不着开什么联系会议。吴利娟去监利考察过，她观察到，蓝天下的志愿者在监利遍布各政府部门、各社会行业，他们是被蓝天下负责的其他公益项目，如周末爸妈吸引而来的。他们一开始也许对反家暴不甚了解，视而不见，如文章开头的吴霜，却会在实际的个案中加入到反家暴当中。家暴的复杂性但陈红梅这样的案件，万飞遇到的并不多，这并不是指其他案件离婚不顺利，而是说，万飞接触到的大多数伴侣家暴案件中，坚决要求离婚的并不占主流。从2015年开始介入处理家暴以来，迄今为止，万家无暴直接干预过的个案已经超过3000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丈夫家暴妻子，而这些求助的女性，起码有七成，都提出过离婚这个说法，但根据万飞的观察，很多人说出这个词语，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从万飞开始做反家暴工作以来，监利市公安局的法医就开始接受家暴伤情的鉴定申请，且是免费的，但三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这一渠道做鉴定的只有25例，绝大多数受害者并不愿意做鉴定，理由是，这有什么必要，我只要他再不打我，我并不是要追究他。万飞还碰到过一些案例，有妻子离婚后又回到前夫家过年的，也有妻子长期殴打丈夫的。因为与基层警方打通案源，且样本量大，万飞接触到的家暴案件，与国内其他的社工机构不同。按照目前主流的家暴理论解释，家暴与普通人身暴力案件最大的区别是，家暴的本质是家庭成员之间，强势对弱势一方的绝对控制，其发生是由社会性别权益不平等引起的。这类案件通常会由轻微暴力发展成极端暴力，最后引发凶杀、自杀或反杀案件。万飞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但在他看来，极端案件在家暴中只占一小部分，更多伴侣之间的家暴，是因为双方各自的问题引发了矛盾冲突，即使有些高危案例也不例外。

监利市长江边，一对夫妻在看风景（张雷 摄）2019年3月，万飞接到一个微信求助，一位名叫陈亚娟的女士差点杀了自己的丈夫曾令智，她的目的是想给丈夫做心理咨询。一番交谈后，万飞发现，陈亚娟本人处于高危状态，想办法约她面谈了一次。根据陈亚娟的介绍，她跟丈夫经过媒人介绍，已经结婚30年了，陈亚娟勤快，丈夫一家人却都很懒散，个性不同，导致她跟丈夫关系一般，婆媳关系也不好。结婚的头一年，陈亚娟就在争吵中挨过两次耳光，此后，在争吵中，陈亚娟每年最少会被家暴一次。但在陈亚娟看来，丈夫的拳打脚踢只是小打小闹，哭一场，骂几句，就过去了。直到2014年，陈亚娟发现丈夫与一个女人每天都打电话，过从甚密，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就是第三者，但陈亚娟的处理是，立即找到对方打了一顿，结果是回家也被丈夫打了一顿。那一次，陈亚娟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在医院住了四天才回家，是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出院后，陈亚娟连续三个晚上不让丈夫睡觉，逼着他承认了出轨。虽然丈夫表态再不和那个女人往来，但他跟陈亚娟的关系也恶化下去。到了2017年7月，有一天中午陈亚娟在床上午休时，被丈夫用透明胶绑住双手双脚，粘住口鼻。情急之下，她双脚猛地上下砸床，但丈夫既没有走，也没有帮她松绑，而是站在一旁看着她恐慌地踢打床铺。直到邻居听到响动后砸门，丈夫才不情不愿地开了门，让邻居撕掉了陈亚娟口鼻上的透明胶。虽然后来曾令智向邻居解释，他并不是想杀陈亚娟，而是想看看陈亚娟是不是真的不怕死，因为她平时总是宣称自己不怕死。

但陈亚娟完全不相信，她告诉万飞，被蒙住口鼻的那几分钟，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分钟，她强烈地感到，丈夫一定是想杀了她。自那以后，无论与丈夫怎么争吵，陈亚娟再也不说自己想死的话了。随后，当丈夫再一次在争吵中踢她时，陈亚娟没有吵闹，而是转身到房间拿出一把剪刀，悄悄走近丈夫，在他右腿连捅两下。这是她结婚28年来，首次对丈夫武力反击，此后她陪着丈夫去了医务室。看起来，丈夫也被吓住了，再也没有打过陈亚娟。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此后，因为不敢找陈亚娟拿钱，喜欢打牌的丈夫开始在外面欠高利贷。被陈亚娟知道后，她再也不许他打牌，每天跟在丈夫身后，只要他走进麻将馆，陈亚娟一定会在桌边大骂不休，直到搅黄牌局。打不了牌后，陈亚娟的丈夫又开始喝酒。在一次醉酒后，陈亚娟发现，丈夫又在和几年前的那个女人联系，两人又大吵了一架。就是那次争吵后不久，找万飞咨询前的某天晚上，陈亚娟起床上厕所时，看到熟睡的曾令智，突然想起丈夫曾经想要杀害自己的事情。陈亚娟脑海里随即出现一个不可遏制的念头，那就是想要先下手杀死丈夫，她甚至向厨房走了几步，直到想到儿子要结婚了，才又犹豫了。那天晚上，陈亚娟在丈夫身边来来回回走了10来分钟，最后决定先等儿子结婚后再说。幸运的是，几天后，她在网上看到万飞的反家暴宣传，她的第一想法是，丈夫有问题，需要治疗，她决定咨询一下。万飞很理解陈亚娟的想法，他说，每个人都有一套心理防御机制，消极的会选择屈服、离婚甚至自杀来逃避，积极的会以牙还牙或先发制人，陈亚娟属于后一类人，当她认为生命受到丈夫严重威胁时，想到的是先下手为强。在做心理咨询时，万飞甚至能清晰地看出，陈亚娟想要攻击丈夫的部分，从下肢转移到颈部。从伤害他一下，变成想要剥夺他的生命。暴力就是这么升级的。他相信，只要再有一个导火索，陈亚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丈夫。随后，万飞帮陈亚娟做了一个分析，让她意识到，在身体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她丈夫根本没有必要用胶带缠口鼻的方式杀死她。在万飞看来，陈亚娟的丈夫说过要打死她，但那不过是一种威胁，想要增加她的恐惧感。丈夫没想到，这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后来，万飞帮陈亚娟做了三个心理辅导，才成功让陈亚娟消除了恐惧，将注意力转移到儿子儿媳身上。2020年春节，她在微信上告诉万飞，她在尝试改变沟通方式，虽然她跟丈夫一直有争吵，但丈夫没再打过人，也没摔过东西。万飞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传统的家暴课程似乎避讳谈论受害者的问题，但万飞说，他不会囿于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家暴的类型多种多样，虽然有的施暴者会使用羞辱、虐待、恐吓、经济控制、贬低、孤立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受害者困在家庭的牢笼中，但更多的家暴中，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是动态的，阻断家暴本身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修复受损的关系。（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7期，文中吴霜、陈亚娟为化名）